CRISES OF MEGACITY IDENTITY AND THE GREAT OPENING OF CHINA’S WEST / Kinne Traveling Project / Columbia University GSAPP
- DIALOGUE 3.O
INTERVIEWS WITH LI FEI
PHD CANDIDATE, AND MASTER OF URBAN PLANNING, XI’AN TECHNOLOGY UNIVERSIT,
ARCHITECT, CHINA NORTHWEST ARCHITECTURAL DESIGN INSITUTE
ARCHITECTURAL ADVICER, YANGGUANGHUANG DEVELOPMENT
- 步向西部，步向普适的城市 (2) Go West, Go Generic (2)
西安在迅速的追赶着它那兩個1000的夢想﹐1000平方公里和1000萬人口。這種口號式的發展目標在沒有任何科學支持之下﹐改造著西安古都。未來的西安會是向曲江芙蓉園那樣將中國文化建立在消費主義上﹐還是像北部新的開發區那樣將現代城市建立在對西方的渴望之上呢?
生活在中國夢裡
西安市東南側是曲江旅遊開發區﹐在圍繞著大雁塔的附近﹐和新開發的芙蓉園主題公園附近﹐為仿古的建築群。在方圓幾公里處﹐到處都是以中國傳統風格設計的低密度建築。而他們的功能主要為旅遊﹑酒店﹑餐飲為主。在旅遊城市的旁邊﹐則是我們中國人夢想大宅﹐他們以中式的風格為主﹐但偶爾突然出現一些似是而非的西方屋頂。但我們不會為設計者在風格上的立場擔心﹐因為往往在看到某些令人糊塗的時候﹐一個個建在別墅房頂上的中國式涼亭在提醒這我們﹐那是‘中國’ 的建築﹐那是我們現代中國人的夢想家園。
當今我們在討論地域建築風格時﹐往往會將世界分為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這種歷史上的二分法可以說是純粹地理性的。西方國家包括大部份的歐洲國家而北美洲國家﹐而非西方國家則是除西方國家外的任何國家。西方文化在歷史上是主流文化﹐就算我們現在在世界各地所學習的理論和知識﹐都是依托西方文化的根基發展而來的。但當時因為歐洲中心主義﹑東方主義和殖民主義等思想方式的影響下﹐再加上世界文化交流的不發達﹐非西方文化被標籤為次等文化。無可置疑的是﹐在當時的那個年代﹐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被非西方國家視為最理想的生活方式。這種將世界兩極化的歷史令非西方國家﹐包括中國﹐陷入了一個不能自拔的文化矛盾裡﹐就是: 在被標籤為次等文化的歷史背景中﹐非西方國家在不斷的渴望追趕西方國家的理想生活﹐但是它們其實因為無法改變的地理標籤(即西方或非西方) 卻根本無法達到它們最終的目的地﹐其成為西方的一部分。換言之﹐非西方國家正在追求著一種永遠追求不到的理想主義。但是﹐在令一邊﹐在這種追求的過程中﹐因為自我標籤的效應﹐非西方國家往往需要放棄真正屬於自己的文化根基。在加上跟隨西方的理想肯定會比撰釋自己的﹐被定義為次等的文化更為快捷簡單。
中國沿海城市正為著這種折衷主義而改變著它們的城市面貌。在中國一小部份人富起來後﹐他們開始了中國式的西方生活﹐再多一小部份人富起來後﹐他們學習著前一批富翁﹐投身西方文明生活的行列。在名勝古蹟方面﹐一來要營造著西方人覺得異國風情的中國式環境﹐二來提供著不屬於中國﹐純粹為吸引西方遊客的建築模式。二者加起來﹐就成了中國文明中西的旅遊聖地﹐北京的後海﹐上海的城隍廟旅遊區等等。這些地方沒有邏輯性的調查分析﹐而是將似是而非的中國符號堆砌在舒適寬敞的現代城市建築上。
中國中心主義
如果把這種中國式的折衷現象完全歸根於以上所提到的非西方文化論上﹐可能很多人會提出質疑。因為在實際層面上﹐中國旅遊地點的遊客除了國外遊客外﹐大部份其實是中國本地人士﹔另外﹐在旅遊點發展的過程中﹐很少牽涉到外國開發商﹐反而極大多數是當地政府政策或中國本地開發商的行為。故此﹐只用一般的世界觀﹐即從外向內的力量﹐去看中國不能完全了解中國的現象﹐我們必須考慮中國當代的文化趨勢﹐即從內向外的力量﹐去填補迷失的部份。
以城論城﹐西安是中國文化的古都﹐以這一點去引導城市未來的發展是無可置疑的。其最新的旅遊發展項目﹐曲江旅遊開發區﹐正在向這方向努力。觀其遊客﹐幾乎沒有任何西方人士﹐但是它的發展模式﹐仍然是以迪士尼化後的中國傳統建築拼砌起來而成。發展商往往不甘‘平凡’﹐在仿古式的建築群體中加入搶眼的特徵﹐例如玻璃幕牆或者玻璃球狀建築。大唐芙蓉園則在真正的古蹟遺址上建立出一座仿唐代芙蓉園的主題公園。公園內發展商以營造當年唐朝繁華景致為找來﹐吸引大批中國遊客購票參觀﹔公園外開發商以公園景致為地產發展的買點﹐從而提高利潤。故此所謂的盛唐景象是: 在一個私人公園內﹐樹立著數座古式建築﹐若干個有關於唐朝的中國神話故事的大型彫像和人工自然景觀。大型仿古建築成為舞台的背景﹐不存在的神話雕塑和人工湖泊旁的天鵝最受人矚目。中國盛唐在建築群中的作用只是一個影響﹐或者簡單的說﹐只是一個品牌效應。
在中國不斷發展的同時﹐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認同也不斷的提昇。其原因包括了因市場利益而產生的對國家的依托感﹐因中國在世界重要性的提高所產生的自豪感和因政府在民眾宣傳上所產生的民族感等等。加上北京奧運會舉辦作為激化的作用﹐中國人民在今年來把以前西方文化為中心文化的態度改變為以中國文化為中心文化。但是﹐在上一輪西方文化為中心文化的衝擊下﹐中國已經習以為常了他們學習到的西方的工作方法﹐並且放棄了他們本來的工作方法。故此﹐這不是一種西方社會為某種原因製造異國風情而對中國文化的剝削﹐而是中國人運用著他們還沒來的及學會怎麼掌握好的﹑表面膚淺的‘西方’ 工作方法去剝奪他們真正的文化。換言之﹐真正的中國已從追隨一個永遠不能實現的西方理想主義﹐轉變為一個利用只學到西方皮毛的方法去重新定義自己文化的理想主義。這兩者沒有好壞之分﹐它們只是中國文化在當今歷史演變中的一個部份而已。
大唐芙蓉園是開發商利用對西方商品化的膚淺理解為中國古蹟重新下定義的例子﹐曲江開發區則是中國政府因為重視到中國文化的重要性為部份城市在建築外表上加上的裝飾。中國的城市面貌好像在為中國現代發展的景象和片面的中國文化之間掙扎﹐好像在中國人意識形態中對中國歷史環境的不熟悉和對現代生活的熟悉之間掙扎﹐好像在政府所標榜的歷史文化保護的政策和個別地產發展商為求突出的風格之間掙扎。
- 步向西部= 步向普適的城市? GO WEST = GO GENERIC?
“步向西部” 的研究項目是為了在中國前總理朱容基提出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十數年後﹐從新審視三個西部重點城市: 重慶﹑成都和西安。在中國沿海城市﹐如北京﹑上海和深圳的發展已經到達了一定驚人的程度﹐或者更可以說是有些地方已經不受控制的時候﹐我們決定為其好大喜功的發展模式進行反思。中國內陸城市的發展步伐是以沿海城市的發展模式為範例﹐在不斷的抄襲﹑模仿﹐學習下改變著自己的城市現象。可是﹐在盲目學習的過程中﹐它們又正在重蹈著沿海城市的複輒﹐例如: 一味貪大而令城市失去可變化的比例﹑不顧一切發展而令環境受到破壞﹑盲目市場化而令社會失去公義性及迅速的城市化令文化的傳承受到威脅。在2008年中國舉辦奧運會的時候﹐中國沿海城市的映象在傳媒和政府的渲染下無限放大﹐蒙蔽著世界的眼睛﹐大家都以為這就是中國﹐但卻為了奧運會這個品牌效應下的一小塊國際化了的土地忽略了真正地道的中國城市。故此﹐我們決定把目光從沿海城市從新聚焦再中國內陸城市上﹐因為這些城市在沒有世界高度重視﹑沒有發展商強大的資金投入及未定型的政策下﹐將會出現更瘋狂的城市現象﹐而且面臨著更嚴峻的考驗。重慶是長江內陸的一個非常關鍵的轉口城市﹐它負責由水路將物資貨物運到中國的西部﹔成都是則是四川文化的古都﹐是中國西部的軍事﹑高新科研方面的重鎮﹔西安是歷史歷來中國東西方交通樞紐﹐他是連接中國西北數省必經之地。這三的城市因為西部大開發而受到重視﹐因為龐大的市場利益而被發展﹐也因為盲目的學習而成為一個個普適的城市。但是﹐無可口非﹐因為他們因地域上與西方文化進軍中國的距離﹐這些城市仍保留這中國本土現代城市的特色﹐在這方面﹐它們現在比北京上海要真實的多。這次研究主要重點是中國最明顯但又不受重視的一種城市現象—城區[1]。我們希望能在批判新型的地產發展的同時﹐對現有的城區進行反思。因為我們深信在中國現有的城區﹐不論我們稱之為小區﹑大院﹑社區還是屋苑﹐在人口分佈﹑功能﹑密度和比例上﹐它們都有著一些對我們設計新型中國城區的啟發。
步向西部= 步向普適的城市?
步向西部的城市後﹐發現西部的城市正不斷向東方沿海的普適城市努力著。
沿海城市在不斷的學習和吸納西方風格﹑發展方法和人們的意識形態而迅速發展﹐但正因為它們放棄了其原有的價值觀﹐而不能在短時間內真正領悟西方文化﹐包括資本主義﹑市場化及社會公義等。在這段文化斷層中﹐社會能夠接受不假思索的發展建設﹐造成了當今不論在歷史文化保護﹑社會公義和自然環境上造成嚴重問題。目前已有很多有識之士在這方面進行研究﹐所以在這裡就不用多講了。
但是﹐中國內陸城市所學習模仿的並不是西方真正的範例﹐而是中國國內沿海城市似是而非的成功例子。如果我們已經意識到沿海城市發展模式的不理智之處﹐那麼內陸城市則正在學習著這些不理智的範例。當重慶人嘗試學習深圳的地產發展模式﹐當成都人嚮往深圳式的生活時﹐我們應該意識到問題的尖銳性。深圳在短短數十年間從幾十萬人口變成過千萬人口﹐其中大部分是流动人口﹔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经济发展極快。市場化下﹐發展商各自為政﹐城市變成真正的’普適都市’ ﹐它失去了自己的意義﹐而能放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上。它是膚淺﹑純經濟利益產物的代表。深圳已經是中國盲目學習西方的產物﹐而中國的內陸城市正在學習一個效仿西方的中國城市﹐它們沒有選擇的余地﹐所以只能基於已被撰釋後的理想主義上進行撰釋。
這種在膚淺撰釋上的撰釋會否只會令中國內陸城市和人們渴望西方的理想主義更為遙遠?
會否令城市在只顧盲目發展之下中失去更多的真是本質?
西方的城市模式強加在中國現代生活上後會否造成更多的城市空間不能正常運作?
而這種只重視表面包裝的風氣會否令中國城市更為虛假及失去本真?
倍受尊崇但不假思索的發展速度又會否令城市發展的同時令環境受到破壞?
大刀大斧的基礎建設在令人們生活更方便的同時會否更加鼓勵城市持續擴張﹐遠離人性比例?
在步向西部之前﹐我們發現了危機。西部城市將會在沿海城市的迅速發展的背景下﹐漸漸失去本真。在步向西部之後﹐我們發現了機會。西部城市將會在沒有被完全被西方價值觀淹沒前﹐提供大量有創意的﹐真正屬於現代中國的城市設計範例。
- 重慶-成都
論地形
平的和立的
重慶是一塊瘋狂的石頭﹐它的瘋狂之處在於這個城市建立在山上﹐而且有長江和嘉陵江將其一分為三。成都則是建立在一個盆地中﹐地形平坦﹐偶爾有幾條小河從中穿插。論極端性﹐成都遠遠不如重慶﹐所以重慶的城市現象往往比較容易地被大家與它的地形掛上關係。這種極端的地形形成了非常特殊的建築設計範例﹐那就是三維化的多功能建築。當地形已失去了所謂地面的概念﹐建築也同時失去了地面的概念。沒有地面的建築打破了傳統思想對功能和廊道單一性的安排。要是說建築師在巧妙的利用建築設計配合實際地形﹐還不如說是地形逼使建築師在建造房子時做出多種高難度的動作﹐比如說是大量運用步行橋樑﹐功能因遷就地形高低的變化而變得混雜和建築天台和自然地形模糊化等。這些當代建築師的前衛概念其實早被重慶極端化的地形逼了出來﹐而且在重慶已經徹底地實現出來。這些被逼出來的三維式的建築如果脫離了其背景後﹐其實會變成非常不可思議的真實建築概念。在中國城市的密度不斷的提高而功能不斷的混雜的同時﹐這種三維式建築可能提供了新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如果說重慶是立起來的城市﹐成都則是平的。一眼看下去﹐可能成都沒有重慶城市因地形變化而那麼有趣﹐但是成都那平坦的地理鼓勵了超大型建築項目或地產發展。雖然大型發展的模式備受爭議﹐因為它在社區網絡﹑社會分化和可持續性發展上都存在很大的問題﹔但是就我們觀察﹐成都仍有很多完整而且運作優異的八十年代建成的社區﹐比如說是劉家琨工作室[2]附近的玉林小區和在城西北二環外的撫琴小區等。劉家琨部份的文章和我們對他的訪問以大概介紹了玉林小區為什麼能成為成都最有活力的小區[3] 。撫琴社區則是是一個更接近中國社會主義單位式住宅區的例子: 它位於超大街區內﹐可它並不像一般私人發展項目般有嚴密的圍牆將社區與社區分開﹐而它則是半開放式的﹐然而將整個大社區細分為若干小社區。這樣它保留了在半開放街區中豐富的街道活動﹐而且因為社區比例變小﹐人際關係也愈加親密。這對我們考慮未來中國社區發展中提示了重要的街道比例﹐密度和社區功能的參考。所以可以說﹐成都城區提供了大而活的不死城市設計模式。
論基建
遲到的現代主義和早來的未來主義
基礎建設牽動著城市的發展動向﹐重慶和成都再次都為自己不斷的升級自己城市的系統。重慶在90年代成為直轄市後建立了第一條城市軌道運輸—單軌列車或重慶人稱之為輕軌。它的建立是對當地極端性地形的一個最直接的回應。高低起伏的山勢將城市變得三維化﹐二維平面的地鐵已不能解決這個三維的問題。輕軌列車的軌道穿插於起伏的地形上﹐這樣它能繞過高山﹐穿越山洞﹐銜接大廈的五樓平臺﹐潛伏在商業步行街的地底。重慶正在積極的加建更多的單軌或地铁線路﹐與現有的兩條過江索道互相配合﹐形成一個完全人工的﹑穿梭于自然地形的交通網。而這個交通網令表面上雜亂無章的重慶更顯未來主義的感覺。成都早在四五年前已經討論興建地鐵﹐而現在正在如火如荼中的興建地鐵七條線路的第一條。它貫穿成都市的南北中軸線。打着令成都市民的生活变得更方便的广告，地产发展商也逐渐发现地铁站为他们带来的经济效应。迟到的地铁可能是因為成都簡單地形令交通問題看起來非常容易解決。汽車﹑自行車和人都可以順暢的活動。但是﹐當城市迅速擴張﹐城市需要大型高架橋樑之類的運輸系統時﹐非機動車輛和步行的廊道被隔阻。再加上城市比例已擴張到了遠離了人性化的比例。重慶單軌和成都地鐵的出現會令成都市恢復人性的比例﹐但它們的建設會令它們更大嗎?
論比例
小的和大的
雖然重慶特殊的地形局限了重慶發展規模﹐成都平坦的地理鼓勵大型發展項目。但是重慶的大和成都的小更值得我們學習。重慶在大型基建上的別出心裁﹐領到城市在未來發展中更有潛力。成都住宅區裡小比例的民間生活﹐領到成都的休閒氣息有別於其他城市。由成都說起﹐成都有的大型單位型城區的成功之處是將這種大型的比例分割成若干個小比例的社區。這種以小見大設計模式防止了一般大型私人住宅發展中因社區過大而疏遠了人際關係﹐和社區太過單一化的問題。再用撫琴社區為例﹐在整個大型社區裡﹐小型社區與小型社區之間的街道比例恰到好處: 它能容納下有限的機動車勉強通過﹐但更鼓勵了步行和多元化的街道生活。以人為本的街道比例令街道的空間更能發揮它連接人際關係的功用。小型社區比例又恰到好處地保證了由鄰里之間互相認識的保安性。包含若干小社區的大社區提供了半私人的空間定義﹐提供社區設施﹐但由於小社區的獨立保安性﹐大社區不必要與城市完全分割﹐變成城市孤島﹐反而能夠提供利於行人的通道﹐令外界與城區的居民有所交流。回到重慶﹐重慶市被自然地理﹐如江河和高山﹐分割為不同的板塊﹐但是重慶仍能整體的發展全賴於人工的大型基建去連接城市。正如之前所說﹐重慶新奇的交通網絡﹐由架空單軌﹐索道和即將興建的地下鐵路形成了不只是單一平面的網絡﹐而是多元立體的網絡﹐與城市交叉穿梭﹐連接這個三維的城市空間。重慶之大在於它能一方面發展多層次的城市空間﹐另一方面能利用科技將分散城區的人口連接在一起。
- Dialogue 2.1, Chengdu: Discussion with Liu Jiakun
对话3.0
刘家琨
家琨建筑工作室(玉林小区)
林:在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您提到成都真正的城市面貌其实已经不是那些‘古迹‘或者是旧区﹐而是在零星‘古迹‘与旧区中间的大片城区﹐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刘:保留旧区好像是在保留传统﹐但是那所谓传统的本真性已经没有了。到处都差不多﹐就跟上海的新天地一样的那种模式﹐成都也有一些这些地方﹐像宽 窄巷﹑耍都等﹐它们其实就是一个有中国传统符号的商业区而已﹐我就叫它们盆景嘛。说到那篇文章﹐我是说:二百八十公里你都不关注﹐你只关注那一点小的地方 ﹐其实是对生活的真实性是不生效的。那时因为湖南卫视让我做了一个节目﹐让我跟一个作家龙应台﹐和易中天作出一些讨论。因为他们当时的目的主要是讨论怎样 去保护那些小地方﹐我不是反对保护那些小地方﹐我是希望我们的眼光要远一点和真实一点﹐但是老百姓观看这个媒体﹐但他们没有学习过这个语言﹐在加上在中国 大家习惯于事情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对于其中第三种语言﹐只要是跟他们的不相符﹐他们就认为是他们的对立面。当时媒体还说我在跟龙应台PK(单挑) ﹐其实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是骂我的人比较多﹐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说我的意见。其实老百姓还是很简单。然后还说了说大盘只是孤岛的比喻﹐其他的细节我也 不太记得。
林:其实就我们在北京日前的研究项目来看﹐中国大盘的地产发展模式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带来了很多问题﹐因为它的比例大到了一个地步﹐令城市已经不能运行了﹐就像北京上海这些城市……
刘:其实那就是我们以前的大院﹐什么军队的大院之类的传统。但是它比大院要差﹐因为大院里的人是有共识的﹐他们是一个部队或者是一个单位的﹐大家 都互相认识﹐虽然是个小世界﹐小世界里的人是互相认识的。现在人们又做了一个小世界—一个大盘—但里面的人还不认识。大盘对外界也没有交流﹐大盘的里面也 没有交流﹐这是更加不好的一种状态。而且我觉得它是一种新的统治模式—物业管理。物业不应该叫管理﹐物业应该叫服务。现在楼盘与居民的这么多斗争﹐其实源 自于‘你要来管我们﹐还是要服务我们。 ‘大盘的发展代表着社会制度的一些变化。我们应怎么打破这个大盘﹐其实没这么简单﹐因为它和社会的贫富悬殊有很大的关系。包括外来的人口拥入城市﹐当然外 来人口拥入城市后﹐他们会在食物链的下端。我们要反过来想一想﹐城市是需要正义性的﹐所以我们希望能把社区打开。即使我们真的打开社区﹐但在贫富悬殊及社 会治安还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其实我也不敢去做。其实有很多都是社会问题。我也曾经在广州做过一个项目﹐叫广州时代玫瑰园的一个景观设计。那个项目简单说只 是一个景观设计﹐但是我希望能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也许不成功﹐但是我希望能提出这个问题。那个项目就是在一个楼盘里面﹐围着这个高楼﹐我来设计里面的景 观。正好那边有几个情况:就是在楼盘的外边有一个售楼处﹐在楼盘的中间也有一个旧的售楼处﹐在这个地方有一个REM KOOLHAAS做的美术馆。我其实就是做了一个廊道把这三个点联系起来﹐并把这些点改造成公共空间。也就是说去完了KOOLHAAS的这个美术馆﹐就能 通过这个廊道(到别的地方去) 。这个廊道离地比较高﹐人走在上边不会下来﹐离地比较近的地方又有水﹐这样就能把人带到这个封闭的小区﹐但是人还是在他们规定的路线上。其实这本身是个矛 盾﹐如果你全开放了就没有这个概念了﹐但是你又必须要有一定的开放﹐这样有能有刚才所说的好处。它只是一个探讨﹐因为它其实只是楼盘中的一个景观﹐是不是 有点小题大做﹐但是我是要提出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公园很少﹐楼房很密﹐楼盘都把园林围在里面﹐而那个园林就是私家园林。我这么做了一个小路以 后﹐这个‘私家园林‘公众可以共享了﹐就相当于把公园和私家园林重叠起来。这就是我们做了有关于小区的一个项目。其实就算是那个概念不运作﹐有些廊桥在景 观里也是可以的﹐没有什么坏处。但是这个项目可以引起大家的关注。那个项目做完后﹐KOOLHAAS的那个设计好像还是没有修成。
林:我们知道现在在北京有完全开放的楼盘﹐比如像建外SOHO﹐您觉得他算不算成功呢?他会不会是中国发展新的模式呢?
刘:我们还是要分清楚﹐像建外SOHO﹐它其实就是一个SOHO嘛﹐所以他的居住性还没有那么强。虽然有人在里面居住﹐但大部份人是在里面办公﹐ 就像我的一些朋友。它的入住的大部分是比较年轻的人﹐和创业的小公司﹐所以它的居住情况和一般楼盘有点不太一样。当然你能在公寓的门口做一个阻隔﹐这样也 可以。但是我觉得它更像办公楼。
林:据我们的了解﹐在成都市里还有很多以前单位盖的一排一排的房子﹐但是在城南又有新的私人开发区。您觉得在旧式单位的小区还有没有价值﹐它对我们有没有启发呢?
刘: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我们这个小区与其他小区不太一样﹐虽然房子在审美方面没有什么好的地方﹐但是小区是在街道的网络里的﹐这个网络有路﹑ 街和巷。巷和巷之间的小地块﹐就是以前的单位。这里还是以单位划为小地块的﹐因为单位还是想有安全的保障﹐它们会圈地﹐但是它们并不是大盘。所以我觉得它 的毛细化的街道使它这个小区变成成都最有活力的一个小区。而且生活的状态也比较真实﹐比如说这里有一些小的酒吧和饭馆之类的。它有很多居民和商店﹐还有很 好的夜生活。我觉得这个小区的建立时间是介于计划经济和房地产开发之间的。正因为在这时间﹐它就取得开放和封闭的好处。我在这里觉得很方便。这是后来开得 一条路﹐以前没有这么多汽车﹐但是往窗户下面一拐弯﹐它就变成了令外的感觉﹐因为它有了树木﹐小商店等等。居民和商店的关系也比较好﹐城市的混杂性好。其 实城市没有那么复杂:街道不要为汽车而做﹑街道窄一点﹑街檐宽一点﹑多种一些树﹑功能混杂一点﹐这样就能感觉比较舒服一点。其实世界那里都差不多是这样。
林:我们也发现现在成都新的私人发展商常以一种‘影像式‘的建筑模式去发展﹐他们常常会建筑一些‘外国的‘或‘现代的‘风格﹐他们会把代表这些风格的元素堆砌起来。您觉得这样的‘影像式‘的建筑模式有问题吗?
刘:那其实是商业的手段﹐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认识/。老百姓需要用广告来引导﹐而广告希望有一个很明确的信息﹐但如果说的复杂了﹐老百姓理解起 来有些困难。住在我们小区里的人你跟他解释了﹐他可能会觉得对﹐但是真正解释起来还有点困难。所以发展商要非常明确﹐比如是‘地中海式‘ ﹐‘西班牙式‘ ﹐和什么‘后现代主义‘ ﹐其实都是一些标签。就像在超市里买东西﹐要一个品牌一样。这里哪有什么‘地中海式‘ ﹐这里很少有太阳﹐也没有海﹐所以他就是追求这么一个品牌。这些标签只是简单﹐令他们好推销。就我所说﹐他们就是在标签化。现代的还要在细分﹐比如是什么 ‘简约主义‘ ﹐反正就是要加个主义﹐有的叫什么‘新古典‘ ﹐但我也搞不明白。这是北美﹐这是北欧等等﹐他们简单的就把世界的丰富性归纳为几个名词。我们也设计过一些楼﹐我们是以简洁的功能化为概念﹐但是他要跟西 班牙扯上一些关系﹐我怎么也跟西班牙扯不上什么关系﹐但他的营销策略竟然是‘现在没人说西班牙我们就说个西班牙吧‘ 。有些营销的书﹐打开后是没房子的。其实营销的是应该是主要讨论房子的﹐但是它们只是讨论一些很虚的词汇﹐和一些美文﹐但是没有房子。他的营销策略就是要 把房子说的天花乱坠的。修个房子来卖房子﹐可能也是从台湾或新加坡传来的。发展项目在比赛它们的售楼处。好像国外也很少说我们来修个房子来买房子。售楼处 还形成了一个比拼的文化﹐这都是商业的目的。但是老百姓也不傻。经常听见某某楼盘是由澳大利亚﹐新加坡什么国际顶级大师来设计的﹐在报纸上打着广告。我们 好歹还在这个行里面﹐那个‘顶级大师‘我们都没听过﹐所以这都是营销策略。但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好骗﹐它们非常简单﹐他们考虑的比如是什么地段﹐什么样的价 格﹐环境怎么样﹐户形怎么样。发展商这边很夸张﹐老百姓这边也很实际﹐他们也不会因为‘顶级大师‘而来买房子。但是在广告的层面上﹐形成了一种语境:大家 都这么夸大的说﹐有谁老老实实的说﹐也好像不够气势。老百姓买房子其实就是我说的地段﹑交通﹑价格。
林:那您觉得在成都的‘影像‘跟重庆有分别吗?
刘:有。跟人的性格和山地的状况有关系。成都还是比较容易围大盘。可以这么说:成都它很乱﹐可是它是平的﹐重庆是立起来的。其他的基本上全国都是一样的﹐大家都要取洋名字﹐推销‘这样就是幸福的生活‘ ﹐这都是房地产商销售的手段。
林:我们知道保罗安德鲁在成都的南部设计了一个政府大楼。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他把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搬到了成都。我们觉得他好像矛盾地把一种风格和功能混在一起了。您对它有什么看法呢?
刘:那个建筑是一个权力的象征﹐安德鲁的语言就是蛋形的建筑物。其实他是在中间做了一个蛋﹐在旁边做了相反的蛋﹐然后切开。那个地段也是一个很好 的地段﹐土地利用率也是很低的。现在地震后﹐政府没有搬过去﹐现在好像在卖。安德鲁是一个外来的建筑师﹐为政府做一个权力象征的建筑物﹐他每个设计都有他 的说法。那样的项目是在权力和政治上面的设计﹐我做的哪些比较倾向于文化艺术方面。个人做个人的事情。至于那个本土的概念﹐在世界变成地球村之前﹐每个地 方的人都是这么做的:选用自己的材料﹐用自己的方法修﹐那是因为世界还没有联网。欧洲人也不会把中国的东西搬过去。修房子本身原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大家 都用最方便的方法﹐最后形成当地的建筑物。只是现在这个世界变了﹐出现了文化的移植﹐地中海就搬过来了。我看过他们的地中海的建筑﹐前面有一个小水塘﹐因 为他们还是要有一点水。这就是文化的移植﹐而不是传承。安德鲁的建筑可能对于政府来说是代表着一个法国人设计﹑一种先进﹑一种现代化和很多意义。
林:最后想问您一下您对成都未来的发展﹐什么是重点﹐什么需要加强?
刘:其实成都这个地方你要是来看建筑的话是没什么好看的。现在所修的这些东西跟全国各地也差不多﹐所保留下来的和全国各地所保留下来的也差不多。 当中央电视台把中国给覆盖了﹐大家获得的信息和梦想也会差不多﹐有关幸福的指标和思想都会差不多。但成都我觉得如果你能待下来的时间长一点﹐你会觉得它的 生活和其他地方有点不一样。我觉得成都人的生活节奏比较慢一些﹐我还觉得它是个平民消费的城市。我们不要看房子﹐我们要看它人的交往﹐它还保持了它的混杂 性。混杂性不单是指商店﹑道路和住宅的混合﹐另外它有高山平原﹐多民族等﹐像这样的一个混杂文化﹐使这里的生活有一种包容性和反权威性﹐这是它的特点。这 一波浪潮肯定是大修房子﹐可是不管房子是什么样子﹐生活的状态又是令一种样子。不管是什么样的房子﹐因为人是活的﹐我都可以改变它。所以我觉得能保留这种 健康的﹑舒适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值得延伸下去的优点。那以后等文化方面的自信心够强了﹐人一定会要求安我们的要求去修房子。现在在政府推动下﹐私人开发商 在这么快和没有探讨的情况下﹐肯定是会修出一批不是很适合的房子。但是我觉得慢慢地好起来。
Dialogue 3.0
Scene: Jiakun Architecture Studio (Yulin area)
Lin: In your 2004 article, you mentioned that the real appearance of Chengdu is already no longer one of ‘ancient monuments’ or old districts, but sporadic ‘relics’ and old districts with superblocks in between. Can you explain this further?
Liu: Protecting old districts is like retaining tradition, but the original truth of this so-called tradition no longer exitsts. Almost everywhere is similar now, just like the model of Shanghai’s Xintiandi, and Chengdu also has some of these places, like the Kuan Zhai Alleys and Shuadu. Actually, they are only a business district contai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symbols; I call them ‘container gardens’.
As for the article, I was saying: if you’re not concerning yourself with 280 [square] kilometers, and you are only concerned about a small location, actually the truth of life is no longer valid. At that time I was in a program for Hunan Satellite TV, a discussion with the writers Long Yingtai and Yi Zhongtian. Because the main purpose at that time was to discuss how to protect those small places, I didn’t oppose the protection of those small districts, but I did hope that our perspective could be wider and more realistic. But when the public watches this type of media, they might not have learned our language, and additionally in China we are used to issues being black and white. Any other kind of language, as long as it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they will think that it is antithetical. At that time the media claimed that Long Yingtai and I were at odds; in fact, this really wasn’t the case. It was just that the voices criticizing me were louder, so I wrote this article to explain my views. Actually ordinary people are very simple. Then I also mentioned that mega-developments are just a metaphor for isolated islands, but the other details I do not remember.
Lin: In f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ur recent research project in Beijing, China’s superblock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model has led to many problems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superblock has reached such an extent, that the city can no longer adapt, like in cities such as Beijing and Shanghai……
Liu: In fact, this is the tradition of our former compounds, such as military compounds. But superblocks are worse than these compounds, because in the military units or work units of historical compounds, everyone knew each other—even though it was a small world, everyone in the small world knew each other. Not only do the superblocks have no interac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nside the superblock there isn’t any interaction either; this is one of the worsening conditions. Moreover I think there is a new mode of management—property management. Property managers shouldn’t be called ‘management’; property management should be called ‘service’. Right now so many struggles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residents, in fact, are derived from the question, ‘do you want to control us, or do you want to provide service?’ The development of superblocks represents some shifts in the social system.
How we should break up these superblocks is not so simple, because there are substanti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se developments and the social disparities of the rich and poor. Considering the immigrant population flooding into the city, of course these immigrants will be at the bottom of the food chain.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his in turn: the city is in need of justice, so we hope that residential districts can be open. Even if we really can open up these communities, but don’t have a secure situ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disparity between rich and poor, as well as social order, in fact I dare not do it. Actually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that are social problems. I also did a project in Guangzhou, a landscape design for the Guangzhou Times Rose Garden complex. Simply stated, that project was just a landscape design, but I hoped to be able to debate some issues through the design. Perhaps it was unsuccessful, but I still hoped to raise some questions. This project was within a housing development, surrounded by high-rises, and I had to design the interior landscape.
There were several neighboring conditions: outside the development was a sales office, and in between the buildings there was another old sales office, and nearby would be a fine arts museum designed by Rem Koolhaas. I actually made the corridor link these three points, turning these points into a public space. That is to say, once Koolhaas’s art museum is finished, one can use this corridor to access all other points. This corridor is relatively high above the ground, and people walking along it wouldn’t descend to the ground; in locations where the ground was closer, we placed water features so that the development would remain ‘closed’, but visitors could still walk along a particular passageway. There is an inherent contradiction in this situation—if you completely opened up the area, then this concept couldn’t exist, but you must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openness, and only then can you have the benefits of this concept. It only opens a discussion, as it is simply a landscape within a development—it seems like a lot of trouble, but I had to try to raise these issues.
Another issue is that there are very few parks, the buildings are very dense, and as the developments all enclose the parks within them, the gardens become private. By making this small road, the ‘private garden’ can be shared with the public, as if the public park and private garden were made to overlap. This is the project we have done for a residential district. In fact, even if that concept is not working, having some corridor bridges in the landscape is fine, and can’t do any harm. This project can capture people’s attention. After that project was completed, it seems that Koolhaas’s design will not be realized.
(translation to be continued)
- Politics of Aggregation
Response to Jia.de Chengdu
This developmental stage of interior mega-cities has been observed as a “awkward, pimply adolescence” and discounted as a byproduct of developers’ whims, but it may also be a case of imperial history repeating itself.
A reading of the politics of architectural aggregation as a representational tool, coming soon.
- Chengdu: Go East to Industry
Industrial Work Units and Recycler Cottage Industries
“Don’t film thoughtlessly here.”
We ‘Go East’ only after going West, and this ping-pong methodology brought us to the still-beating industrial heart of Chengdu. Just outside the second ring road, a rather expansive kite-flying, exercise-equipped public park gives way first to the Flourescent Tube Factory and then to the city electric company units.
- Jia.de Chengdu
The southern area of Chengdu is the new governmental urban expansion zone. There the government is building a new administration center designed by Paul Andreu, but surrounding it is the mega-development of private housing, technology parks, and the new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This new city, which is totally detached from the old city but connected with a substantial public bus system, is ostensibly the Chengdu government’s dream of its future.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private developers, however, this rapid construction of the future city involves a series of learning and manipulation processes.
Learning by Accumula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engdu and Chongqing, in term of this kind of learning process, is that Chengdu is already one step further than Chongqing. While Chongqing is still branding their housing with the most fundamental issues, such as management and facilities, Chengdu has already been selling images of high technology and Westernized lifestyle. In new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it is easy to find all kinds of ‘modern’ architectural tectonics accumulating into one single project. In the other words, it appears as a process of Disneyfication, applying symbols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to a Chinese development project, so that the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environment can experience the exotic Westernized and modernized life. The image construction is sometimes even achieved through direct formal duplication of Western or coastal Chinese architecture.
Beijing Opera House, Chengdu
The new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headquarters, by Paul Andreu, is a smaller-scale version of the Beijing National Opera House. It is now the most iconic architecture in Chengdu.
Golden Gate Park, Chengdu
The China Southwestern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presented their award-winning project, the Water & Electricity Tower, on a billboard outside another project they are working on. The rendering of the tower is a complex consisting of a twisted tower and a low rise structure, formally mimicing Herzog and de Meuron’s museum complex in San Francisco.
Jianwai SOHO, Chengdu
When we disembarked at the south second ring road, the whiteness of Jianwai SOHO, echoed in Chengdu, easily caught our attention. It is a local development project finished in 2004 October, a mixed-use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megablock with a courtyard as green space.
Manipulating by Re-appropriation
The learning process can create an exotic, surreal, or unfamiliar urban experience for the local people; however, they also need to negotiate the unfamiliar experience with their familiar living style. Undoubtedly, there is always a gap between the image the city before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appropriation after the construction. For the developer or the end user, the Western symbol in any format—such as Mediterranean, Spanish or Modernist style—is just a tool for branding the product or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users. The meaning of the ’style’ in this process is not especially important compared to the benefits of the branding. Therefore, the preoccupied formality of architecture is simply providing a space for any program, which is more embedded in the local habits, to take place. In the other words, the users manipulate the branded products by re-appropriating them to contain indigenous programs.
Working in the Opera House
The new Chengdu government building, designed by Paul Andreu, follows the formal logic of the Beijing Opera House. But this time, performers and the public will not inhabit the egg, but rather officials will work in an egg. The near-duplicate buildings can become the most public architecture in Beijing, but in Chengdu, they become a shell for the most guarded proceedings.
The mixture of branding by image and manipulation by indigenous forces raises up a new and important issue for future Chinese architectural development: the re-appropriation of style, program, image. Rather than just prompting critique, the mixture actually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architects to rethink issues of functionality and typology in the future China. Once developers extend the super-span system of the egg as a branding style, not only to working and entertainment spaces, but also to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use, they will create a true interior city. Nothing is impossible in this crazy age of China!
Jia.de Chengdu as the Real Future
The operation of making something jia.de, or ‘fake’, is no longer the simple duplication process of ten years ago. When Chinese developers become more mature and the loca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becomes more sophisticated, the jia.de can be better and bolder than the real. The jia.de project is always transforming the real project through the local context or habitat, by the ignorance of the public, into something new and provocative. Although it is definitely a very dangerous experiment for China to invent the new products, this inadvertently new product will be the real future of the next architectural paradigm.
